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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“战神”之号从何而来?

白崇禧是中华民国的陆军一级上将,首任国防部部长,在中国近代史上,尤其是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。

早在1935年的时候,广西就出版有《白副总司令演讲集》,抗战爆发后又陆续出版有五卷本的《白崇禧言论集》。1938年3月,第一本关于白崇禧的传记《白崇禧将军传》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。两个月后,建国书店又出版了《李宗仁与白崇禧》一书。此后数十年中,陆续有白崇禧的传记问世,尤属台湾“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”出版的《白崇禧先生访纪录》和华艺出版社的《白崇禧传》(程思远著)两书最具代表性。时至今日,由白崇禧将军之子——白先勇先生编著的《白崇禧将军身影集》也终于问世了。

笔者对后代写先辈的传记始终不抱太大希望,往往会受到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去夸大传主,对于部分不利于传主的事件也会予以回避。白先勇也难以免俗,如对白崇禧几次反蒋的原因大都避而不谈,对白崇禧在抗战期间的经历“只褒不贬”,内战时期更是“重政略军”。

书中的部分说法也值得商榷。如该书上卷第114页有言“父亲抵京次日(指1937年8月5日),日本各大报头条登出——战神莅临南京,中日大战不可避免”。这里的“日本各大报”、“头条”、“战神”,直接将白崇禧捧上了“战神”的地位。可是这个说法有没有可靠的原始材料来证实呢?

据调查,此说始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的数本白崇禧传记,但对于这一“报道”分8月5日和8月6日两说,又都没有提供原始依据。无奈中,笔者只得自行查阅日文报纸,遗憾的是,前后查询五份,都没有只字提及。这个说法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?笔者认为仍需寻找有力证据。

不过,白先勇的这本著作仍然为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的说辞,也讲述了不少传主的家事。

那么白崇禧究竟是不是“战神”呢?

白崇禧一开始的戎马生涯是和黄绍竑一起度过的。他们一起参加学生军,一起进入武昌陆军中学,又一起考进保定军校三期,而且还都学步兵科,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当见习官。

白崇禧生来就有带兵打仗的天性,也在军旅初期生涯中习惯了担当部队主官。之后机缘巧合的是,军校同学陈雄带着白崇禧一同觐见孙中山,并且要到了广西讨贼军第五师的番号。两人兴冲冲地带着这个名义回到梧州后,黄绍竑却嫌这个番号不响亮,三人一合计,干脆就叫广西讨贼军,黄任总指挥,白任参谋长,广西讨贼军的名号就这么打出来了。不过这事在黄、白、陈的回忆录中都打了马虎眼,他们将孙中山授予的名义统一改了口径,坚称孙给的番号就是“广西讨贼军”,没有师的番号。好在《陆海军大元帅府公报》有明确记载,有兴趣的读者可找来一阅。

不管这个部队的名义叫什么吧,黄绍竑走向独立自主的时代来临了,白崇禧也开心地返回到部队,只是他觉得自己当参谋长不如带兵,就借负责制订部队编制的机会,提议由自己兼任第一团团长。

黄绍竑和白崇禧虽然是老搭档,但是他明白,两人从广西学生军开始地位就完全一样,如果在这个时候让白当了团长,让他有了兵权,那么在部队中亲近白崇禧的人,就会在无形中抱成一团,万一他们拥白取而代之,后果不堪设想。

与其埋下祸根,不如扼杀在萌芽中。黄绍竑就找来白崇禧,好说歹说让白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此后讨贼军与李宗仁的自治军合流,并统一广西,新桂系三巨头就这样出现了。按照座次,李第一、黄第二、白第三,但在实际上,黄、白之间早就由于兵权而产生裂痕,这就使白逐渐向李靠拢了。

白崇禧今后就只能当一个参谋长了吗?当然不是。北伐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,当时广西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,白崇禧自然成为该军参谋长的不二人选。他利用部队重编的机会,再次提出兼部队主官的要求,这个提议照样被黄绍竑否决。不过此时已不是黄一个人说了算,因为上面还有一个上级,那就是支持白的军长李宗仁。

李对白的态度和黄绍竑截然相反。他知道白能打,且一直想带兵,就给了他一个机会,让他兼任第一旅旅长。可是白的这个旅长当得并不长,就当了四个月不到的部队主官,且得时常照顾全军的参谋业务,这真正带兵的时间就更少了。那么他去哪了?

“小诸葛”的名号早已不局限在广西一地了。当时的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十分欣赏白崇禧,就把他调到总部去当副总参谋长,三个月后又让白兼代了第二路军总指挥,可以说,那时蒋对白可谓是绝对的重用。

可白崇禧并不领情,他知道这些部队不属于桂系,他想带兵是真,但带的是新桂系的部队。于是他在1927年10月利用兼任淞沪卫戍司令之机,将几个补充团编为一个师,官兵自然是从第七军抽调来的。两个月后,白又从黄绍竑的十五军那里弄来几团人再编一个师,这两个师就合编为第十三军,由白自兼军长。直到这时,白崇禧才真正如愿以偿。

既已拥有一个军了,为什么不把新桂系的其他几个军的指挥权都抓过来呢?其实早在第七军扩编成七、十五两个军之前,白崇禧就用手中的权力大力扶持鄂籍的新桂系军官。胡宗铎的十九军以及陶钧的十八军,都是在白的大力支持下成立起来的。加上当时担任第七军军长的夏威又和白的关系十分密切。这样一来,新桂系当时的五个嫡系军,白一个人就掌握了四个。

好景不长,继新桂系在1927年将蒋介石赶下台之后,李、黄、白等人又因裁军及诸多原因,于1929年起兵反蒋了。只是这一次,新桂系输得倾家荡产。在蒋的金钱攻势下,原本抱有很大希望的武汉决战,没打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,白只得灰溜溜地跟着李、黄跑到香港避难去了。这件事从侧面暴露出了白不懂政治的缺陷,并使他确立了今后“重军少政”的立场。

1929年11月,白崇禧借广西局势混乱之机,随李宗仁重返广西,并出任护党救国军前敌总指挥一职,中原大战爆发后白又改任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长。虽然白所制订的作战计划在战事一开始就打得湘军节节败退,但是桂军并没能将湘军击垮。之后粤军入湘侧击桂军,这就使桂军更难打开局面了。

撤退,只能是唯一的选择。但是白崇禧在这个时候却一反常态地坚持集中兵力,要在衡阳与粤军决战。这一提案虽然得到了李宗仁的支持,但并不符合现实,甚至有不少白的拥护者也反对。即便如此,决战还是打了,结果,自然是败了,败得很惨。这就直接促使了黄绍竑的退出,但却使白崇禧上了位,成了二号人物。

白崇禧适时抓住了各路军阀不愿与桂军决战的想法,坚决主张抵抗,使新桂系避免了灭顶之灾,这使他个人的威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两广合作后,李宗仁常驻广州,将桂军的指挥权下放给白,白就借这个机会排斥异己,并利用自己兼任广西军校校长的指挥大力培植亲信,使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,把桂军整成了支“白家军”。

那么要不要取代李宗仁成为新桂系的最高领导人呢?白崇禧没有这么做,因为他心里明白,自己不擅长于政治,与其争着成为政治领袖,不如借着李的威望专心发展军队,由此开始了李、白合作的蜜月期。需要指出的是,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军人对战争的理解,大部分仍停留在一战时期的阵地战模式中,这使国军在抗战之初,不能适应新的战争模式,导致大量伤亡。白崇禧对于桂军的训练同样如此,导致桂军在投入到上海战场时接连发起无谓的密集冲锋,遭日军重创。桂军在淞沪会战中不仅损失了大量优秀军官(旅长三名,团长四名),也使其精锐尽丧,很长一段都没恢复元气。好在白崇禧经过这次教训改变了战争观,根据国军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游击战术,并主张“积小胜为大胜”,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之后的作战模式。

抗战的爆发,使新桂系重新归属到蒋介石麾下,白崇禧也被调到中央效力,先后出任大本营副参谋总长和军训部部长等要职。八年抗战,白指挥过两次较大的作战,一次是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,调动大别山地区的桂军积极出击,策应武汉守军。另一次是指挥桂南会战,昆仑关的大捷,白也起到不小的作用。但是这两次会战,都以失败告终,尤其是桂南会战的失利,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战后,他受到了降级处分。有人说台儿庄大捷白崇禧也有出力,这或许确有其事,但需要指出的是,台儿庄战役只是徐州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,而徐州会战的结果,同样是失败了。

桂军参加抗战之后,白崇禧主张对怯战分子予以严惩,尤其是对一批作战不力或临阵脱逃的军、师、旅、团长或撤职或枪决,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桂军的积极抗战树立了正面形象。然而到了抗战后期,白崇禧也显露出他私心的一面。比如在1944年的桂柳会战中,他将本应承担防守桂林的几个与他有亲信关系的师、团长调走,并抽出了精锐部队以保存元气,反调一个新兵师来承担守城任务,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士气。抗战胜利之际,白崇禧甚至还违背蒋介石不让桂军进入南京受降的命令,暗中指示所属第七军一个师进城受降,给了蒋记中央一个难堪。

内战中的桂军,虽散布在华东、华中两个战场上,但鲜见硬仗,基本在打酱油。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盘,他依然想保存实力。唯一的莱芜战役,还是因为部队主官的异动,而未战即败。桂军在基本没有受到较大损失的情况下,度过了三年,而白也在1948年由国防部长调任华中“剿匪”总司令。

现在有不少人说白崇禧在担任国防部长前夕曾前往东北指挥作战,并在四平大败林彪,白先勇《战后国共东北之争》一文中也指称由于蒋没有采信白崇禧乘胜追击的建议,片面下停战令,给了林彪喘息之机,方导致日后东北惨败。笔者认为,此二说有待商榷。

我们知道,白崇禧前往东北之前的实际指挥者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,前线指挥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负责。根据史料记载,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战的。这里的“督战”是什么意思呢?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亲临前线监督作战,那么作为督战官的白崇禧有权直接干涉指挥吗?笔者目前还无法给出结论,不过郑洞国《我的戎马生涯》一书对白在东北有相当长篇幅的记述(423页-424页):

5月17日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到沈阳视察。白氏在当晚与杜聿明将军详细分析、研究了北满军事情势后,又于次日在杜将军陪同下亲临我设在开原的前进指挥所视察……白、杜二位将军都认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问题的。但白将军对于我们下一步攻占长春、永吉的作战计划却有些忧心忡忡……莫若打下四平街后不再向长春北进,这样一则可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非难,二则可以获得整训部队的时间,假如与中共和谈失败再发动进攻不迟。杜将军则力争一举攻下长春、永吉……这时,我们闻报右翼兵团……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……这个消息使白将军非常高兴,他也预感到解放军可能不会固守长春,遂又拉着杜将军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。据说在火车上二人继续研究进攻长春、永吉的问题……最后白氏总算放下心来,对杜说:“如果确有把握的话,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、永吉。那么你就照原计划打,我马上回去同委员长讲,收复长春、永吉后再与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。”白、杜二将军当日即同返沈阳。次日,白氏便飞回南京……

可见,“停止北进”是白崇禧的本意,又何来主张乘胜追击被否之说。据台湾编写的《戡乱战史》记载,国军总攻四平发生在5月16日,也就是白崇禧抵达东北的前一天。此时国军已占据绝对优势,而白抵东北的次日,即18日,林彪就经过中央的同意而放弃四平,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。试问,白仅在17日这一天,即便亲自干涉指挥,对于整个战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?

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之后,精锐基本丧失。此后蒋介石被迫下台,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巅峰,李宗仁也成为代总统。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划江而治却没能实现,在这种情况下,白就只能与中共正面交锋了。

奇怪的是,白崇禧虽然信心十足,但却没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两湖的军队。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辙,他对局势太乐观了。当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,湖北的张轸和湖南的陈明仁先后起义,这使新桂系的根据地广西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面前。直到此时,白崇禧仍然困兽犹斗,他集中桂军主力于衡阳、宝庆地区实施反击。“小诸葛”的名头虽然在青树坪捞回一票,但是还不到一个月,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军的重创。这一次,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辙了。

桂军主力一战即败,其他各路桂残军自然也挡住不住解放军的进攻了。很快,各路桂军或灭或降,只有少量部队逃到越南。尽管白崇禧要在广西实行总体战,尽管还有人愿卖命,但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很快,白崇禧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根据地——广西,黯然南渡台湾。

综观白崇禧一生,历经阵战无数,可谓一员杰出将领。但在实战指挥上,白崇禧的优势则更多地表现在参谋业务上。用当年军中流传的话来说,白崇禧能入列“民国三大参谋长”而不是“三大指挥官”,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可以说,“小诸葛”之名名副其实,但“战神”之誉就姑妄听之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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